公民社会的和谐、美好程度，说到底，主要还是靠两种力量，一是个人的力量，二是社会的力量。人格高尚的公民的比例高，这个社会就更可能和谐美好；社会制度的合理程度高，这个社会也可以更和谐美好。两者既独立存在，又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成员人格素养的全面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ＧＤＰ总量已经冲到世界第二，国家已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我们的民众形象、公民的人格修养水平，常常连我们自己都还很不满意。社会上丑陋、消极现象仍到处存在，所以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忽视了公民人格的培养。

  在人格培养方面，自儒家学说倡行以来，做君子而不做小人，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人格标准。但在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后，特别是最近数十年间，君子概念逐渐被许多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时代阶段性色彩的概念所代替。“正人君子”在某些场合还成了带有嘲讽意味的词汇。

  今天，在满街都谈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在人们感叹官员贪污腐化、对社会风气不满的时候，在学校教了十几年德育有些青少年依然连做人的起码道理也不懂的时候，在我们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时候，人们是否也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人格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格培养才是符合人性基本面、切实可行的？

  依笔者之见，我们不妨重提君子人格。

  孔子提倡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原是孔子所提倡的。在孔子的《论语》中，直接言及君子是什么样的人、该做什么样的事的话语共有数十条。孔子谈及的君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当官的人、士大夫，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君子。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官员、士大夫。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愤怒时想想后患），见得思义”。这些说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说，有些内容当然有其语境局限，今天不太适用了。如“君子不器”，意谓君子不应像器具一样只有某种功能。但今天社会分工很细，当然不反对在具备君子人格的同时，做一个良器——一个专才。

  君子道德：求名利不违道义

  那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适用于现代社会公民的君子人格修养有哪些内涵呢？

  首先是君子的道德境界。孔子说“君子怀德”，说“德不孤，必有邻”，他非常强调君子的道德境界。西方基督教影响下的所谓普世价值中有一核心观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是基于人的相对关系而言的，博爱则是从个人出发的。在孔子提倡的君子人格中，仁是排第一位的。仁者爱人，这与博爱相似。要成为君子，就得爱别人。对人有爱心，这是君子的道德要件。我们今天提倡“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从我做起”等等，实即孔子君子人格中的“爱人”。

  人活在社会上，考验人的道德境界的常常是名与利。孔子在名利问题上观点鲜明。孔子是在乎名的，说“君子疾（讨厌）没世而名不称焉”。但这个名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以言过其实为耻）。他还说君子只担心自己无能，不担心别人不知道。“人不知，而不愠（生气），不亦君子乎？”对照今天社会上种种招摇撞骗、为搏出位而不知羞耻的现象，孔子有关君子对名的态度的言论，不啻为医治世风的良药。

  孔子的义利之辨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内容。西方人用法及宗教信仰来约束人对利的追逐，所以上升到国家层面时，因为少了约束，就出现了美国人常挂在嘴上的“美国利益”，为了利益，到处实行双重标准。而在孔子的学说中，对利的追求必须是有条件的，且不能太重利，他说“君子喻于（明白）义，小人喻于利”。但他不是要人完全抛开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接受）；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利、富贵这些东西，孔子也要，但必须符合道义。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官员贪污受贿，每年数万起贪污受贿案被查处，不觉得应该重新强调孔子的义利观、君子观吗？不但如此，我们在国际上，都要讲义利之辨，不能只跟在美国后面，只讲利益。不但要树君子人形象，还要树君子国形象，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文化。